延迟退休，年轻人在焦虑什么？
我先言简意赅地说一下我们都在焦虑什么，根本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两组矛盾：第一，超强工作强度、工作不稳定性与延迟退休的矛盾；第二，广泛的异化劳动与延迟退休的矛盾。下面我来分别阐释这两点。
以普遍认为待遇较好的互联网大厂为例，“三十五岁裁员”已经成为了无数血淋淋事实凝聚成为的一个“梗”。这个最早来源于华为：几年前网络曾经有一个传言：华为开始清退34岁以上的员工——开始大家都认为是某一些媒体捕风捉影的标题党，因为并没有见到相关文件或其他“石锤”，所以只是舆论议论纷纷。
但是后续是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面对这一问题并没有直接否认，而是大谈了一番“年轻化”的好处。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这就相当于半公开地肯定了“华为不需要三十五岁以上员工”这一概念。领导没有否认，那就是肯定，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接受的逻辑，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职场/官场的潜规则。
大家在这件事上对华为的“敏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至少在员工福利保证、工作年限问题上，华为可谓是“劣迹斑斑”。2008年，最新版本的《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这部法律中有一条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条件后，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大家很容易看懂，这是一条保护“大龄工作者”权利的法律条文。
然而就在1月1日《劳动合同法》生效前，华为要求近万名工作八年以上的老员工主动辞职，他们辞职后可再与华为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就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这一条款。
在彼时华为公司虽然没有如今的国民地位，而它以“顶风作案”公然挑战法律权威的方式，在社会上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带头证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是管不到公司的，我华为就这样公开的证明给你看了，属于啪啪打国家的脸，你却拿我没有办法。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困难，可见一斑。
后来马云把“三十五岁以上被裁员”这个刻板印象加深了，马总桶的原话绕了好几个圈：“我们希望每年向社会推荐输出至少1000名10年以上的阿里人，他们应该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大家二十四五岁进公司，工作十年可不就是35岁这个坎么？马云属于“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典型，不过除了喜欢得意忘形装逼之外语言功底确实挺高的，把裁员这种事情用“向社会输出人才”来表述，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在之后互联网公司的裁员style花样百出，有的叫“优化”，有的叫“毕业”。我是真好奇那个孤儿发明了“毕业”这个词，真是脸都不要了，合着我给你贡献几年剩余价值，你再把我一脚踢开，变成了“时间一到，理所应当”，我还得感谢你这几年培养我、让我学习进步了是吧？
正因为一个“到期毕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当今年轻人头顶，大家才会对“延迟退休”哪怕一点点风声都特别敏感：我35岁就失业了，65岁才退休，省下30年我干啥去？这种敏感不仅仅针对于退休这一个话题，还投射在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
比如《流浪地球2》中50岁以上的航天员自愿牺牲自己拯救人类，这明明是一个非常催泪非常感人非常震撼的名场面，然而短短几天，网络上的“梗”开始围绕着“50岁还在工作”这一话题展开了——有人说羡慕人家50岁还有工作，有人说50岁了还要做这么高强度的工作，还要把命搭上……
就像我在《<流浪地球2>，还差最后一步》这篇文章中所说：对于任何文艺作品，我们都会叠加一个自己社会实践的投射。那么这一段感人的名场面，大家关注点却落在了年龄，说明这种社会投射之深刻、广泛、普遍性、共识性。
为何35岁被裁员、找不到工作会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这背后的根源是一个阶级固化的宏大问题：普通人上升通道狭窄，很容易在工作十年左右的时候触碰到了个人天花板，依然从事着可替代性强、重复劳动多且需要相当精力的工作，于是从体力上比不过年富力强的新鲜劳动力，从价格上又需要养家还房贷更比人家贵，自然就会被冷冰冰的资本所抛弃。
我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篇文章中就分析过背后冷冰冰的经济规律：一线城市之所以是一线城市，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聚集。资本的聚集带来了工作机会、繁荣的商业、便捷的生活，以及最为重要的——未来预期的途径和较多的上升渠道。
劳动者们选择大城市也是满怀着对更好生活的期待，毕竟多数人的家乡都被陈旧的生产关系、肉眼可见的天花板和封建化的人际网所蒙尘，相比较下，资本营造起的光鲜亮丽成为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
但是，资本描绘的图景真有那么美好吗？正如我上面所说，资本是一个冰冷的市场元素，它只服从于经济规律——就是要自身增殖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北漂沪漂的年轻人不过是它实现增殖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降低成本——也就是选择廉价劳动力，自然成为资本存在的题中之意。
很明显，当这一波年轻人逐步进入中年，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是更上一层楼的，更因为结婚生子的需求而大大增加生活成本，因此就不能满足资本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要，离开资本聚集地去寻找另一种人生也就成为了必然。
而就如庄稼一茬一茬生长一般，不再廉价的劳动力走了，更有刚成长起来、刚刚毕业肯吃苦耐劳、对于未来怀有着满腔憧憬与野心的年轻劳动力补入，继续维系着一线城市浮光掠影的华彩与生生不息的繁荣。
上升渠道的狭窄与资本逐利的冰冷共同构成了这一现象。除却极个别新兴行业，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有多高的学历，但从事的都是最基础的工作，就算是技术性很强的岗位（如医生、航天科研人员、机电材料专业等），也都是给前辈“打下手”做起。基层和基础性工作就意味着可替代性强——又不是非你不可，我招一个应届生便宜好用随便欺负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之前就说过，没有所谓的“中年危机”，只有根本性的“上升渠道狭窄”和“阶级晋升危机”。
下面我来分析第二个矛盾。即便大家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晚五年退休就愿意吗？并非如此，谁也不想工作，有句流行语叫“上班如上坟”。那么大家不愿意上班，是因为好吃懒做吗？可以说有小部分人确实是，这个必须要承认。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工作的抵触，根源在于异化劳动——通俗一点讲，劳动没有正反馈、没有获得感、没有成就感。
我在《北漂八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这篇文章中讲了我自己的经历：创作剧本，大编剧不给署名，其实就是“枪手”；要想署名的话就得签“卖身契”，在大编剧公司里做包衣奴才和牛马，一点一点把地位混上去。你又不给我署名，我干嘛要那么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进去？把合同要求完成了不就好了么。
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维度阐述了“异化”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位劳动者从四个不同的维度被异化了：
第一，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成为了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以，因此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类似于钉钉他们团队都是用钉钉的，所以钉钉的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研发出越能“有效满足老板需求”的功能，他们自己就被剥削的越惨。
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本身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动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自觉性的劳动，这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就像我们看很多新闻，一些拆迁户的大爷大妈们，坐拥几千万的房产，却干起了街道清洁工之类的工作；还有一些家境不错的富二代开着豪车上班，拿着两三千的工资。就是因为人是需要找一点事情做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你现在觉得难以想象是因为你永远处在一个异化的劳动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中，劳动成为了一种被迫强制性的肉体折磨。异化的劳动让人们感觉到的不是自由与自觉的实践，而是被迫与痛苦。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规定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关键。因此，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在异化的活动中，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类特性变成了人们谋求生存的手段，而人的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本能则成为了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将人变成了动物，人失掉了自己的类本质，人成为非人。
第四，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为什么一旦可以，劳动者“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所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对立。
所以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拿了几千万拆迁款的大爷大妈们愿意起早贪黑做清洁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是在践行自己劳动的本质；而为什么大城市写字楼中看似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们，却“上班如上坟”“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就是因为这种劳动是异化的。
当今的异化劳动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劳动的最主要物质成果被资本家所占有，以至于无产阶级都明白了，你越努力工作，无非是让你老板越快更新一辆法拉利。第二，劳动的最主要精神满足感同样被攫取——就是我上文举的那个例子，工作没有成就感，没有自我实现的意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让劳动者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工作，愿意65岁再退休甚至退休返聘继续在岗位上发挥余热——这在当今资本主义框架下是无解的。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在嘀嘀咕咕，任何一个延迟退休的国家都爆发了巨大的不满，比如不久之前的法国，就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浪潮。
那我们应该从哪里找到成功经验呢？还是要审视一下自身。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有很多返聘的特级教师，他们水平又高、脾气又好、没有带班成绩的考核，所以每天上课特别开心，我们学生也特别喜欢。
这些老师去校外教一个辅导班，就可以挣到十数倍于返聘回校的收入，但是他们不去，就是想回到曾经的母校教我们，因为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了，这些老人家们所获得的精神愉悦，是去校外教辅导班所不能提供的。
同样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不计回报、甘心付出的劳动者们，比如铁人王进喜、人民代表申纪兰、雷锋等，这些人不是个例，他们是千千万万有着一样信仰劳动者们的代表。他们甘心付出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他们也是工厂的主人翁，他们是自己在为自己奋斗。
这里就不得不提当年无产阶级的智慧结晶——《鞍钢宪法》。现在虽然我们不怎么提了，但是在国外学术界，对于当代管理学的批判和未来管理体系的构建中，《鞍钢宪法》是一部被反复提及的重要文件。
《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
我相信，如果“劳动者参与公司管理”这一条能够实现，大家劳动积极性会有一个飞跃般的提升，绝不再会是“上班如上坟”，而是天天睡不着觉都要琢磨着怎么跟资本家斗智斗勇。如果我们要能共享公司发展的收益，别说干到65岁了，一直有大钱挣信不信我能干到85？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辽宁省鞍山市委总结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和肯定鞍钢的做法和经验，首次正式提出了“鞍钢宪法”这一名词——意味着这一经验是指导经济生产的“宪法”级纲领，我们无产阶级民主不仅仅要政治民主，更要经济民主，劳动者要在生产中掌握话语权、决策权，才能真正的时间生产资料收益为所有人享有。
当今全世界资本主义都面临着老龄化、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分化的危机，我们想要走出这一困境，单纯学习他们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也压根没有走出去，有一些自己的先进经验，需要重新捡起来。